厚土承載，鄉土之魂
在嘉南平原的廣袤田野上，土層厚實如一頁頁泛黃的舊稿紙，承載著無數生命的足跡與故事。這片土地，孕育了葉石濤這位文學巨擘，他的命運猶如堅韌的己土，沉穩而內斂，卻在歲月的風雨中，綻放出如丙火般溫暖的光芒。他的八字命盤——乙丑年、丙戌月、己丑日、己巳時——宛若一幅大地藍圖，土勢旺盛得像台灣的鄉土，專旺格的格局，使他成為時代的基石，負載著台灣文學的重量與靈魂。他在《台南的古街名》中寫道：「……我童年時候台南是一個田園型的小都市，人口約十三萬，整個城市裡頭種植的樹木特多，充滿了綠色植物的這古老城市，日本人常稱呼為『樹林之都』。這是個適於人們做夢、幹活、戀愛、結婚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。」這段描繪台南田園風光的文字，呼應了他命盤中厚重的土氣，那份對土地的深沉依戀，讓他的文學根植於本土，成為滋養萬物的沃土。
台灣，這座漂浮在歷史浪潮中的島嶼，承載了清領的古樸、日治的變革與戰後的喧囂。
每一次時代更迭，都帶來新的旅人，留下一抹抹文化的印痕。然而，今日的我們卻常因細微的差異而心生隔閡，彼此對立，甚至在某些極端的聲浪中，讓這片得來不易的民主土壤隱隱裂開。回望早期台灣文學家的文字，他們的生命故事彷彿一盞燈，照亮我們前行的路：這座島嶼本是移民的家園，唯有以包容擁抱多元，才能真正找到屬於「台灣人」的歸屬。
鍾理和，這位「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」，他因婚姻遠走東北，卻在異鄉發現自己既非日本人，亦非中國人，唯獨是個無處安放的台灣人。他的文字寫道：「我站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，尋找一個可以稱作『家』的地方，卻只聽見心底的孤獨回音。」這份「兩邊不靠」的徬徨，訴說了移民社會中身份認同的掙扎，也提醒我們，理解與接納是多麼珍貴。
林海音的《城南舊事》，則像一幅溫柔的畫卷。她生於日本，父母來自台灣，卻在北京的胡同裡長大。書中那個小女孩英子，用純真的眼看著周遭的「外來者」，字裡行間卻藏著她對歸屬的細膩叩問。她的故事告訴我，身份從不是單一的答案，而是一場需要時間與包容的探索。
吳濁流的《亞細亞的孤兒》則更顯沉重。主角胡太明在日本與中國間輾轉，卻始終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他無奈問道：「我究竟是誰？這片土地為何從未給我答案？」這聲叩問，彷彿是台灣人在歷史洪流中集體的吶喊，訴說著認同的斷裂與追尋。
龍瑛宗的《植有木瓜樹的街道》同樣動人。書中主角林文雄走在台北街頭，熟悉的木瓜樹喚起他的本土記憶，卻在殖民文化的重壓下，感到無所適從。那份在傳統與外來價值間搖擺的焦慮，與今日因差異而起的紛爭何其相似。
這些文學家的筆觸，彷彿在對我們低語：台灣的靈魂從來是多元的。我們都是島嶼的旅人，無論從何而來，皆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，交織出今日的模樣。當前社會的裂痕，提醒我們從歷史借鑑智慧，放下成見，以更寬廣的心胸接納彼此。民主的果實得來不易，唯有擁抱多元，尊重每個人的獨特故事，我們才能讓這座島嶼成為真正的家園。願我們攜手，讓台灣的未來，綻放更溫暖的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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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龍瑛宗：殖民文化與本土根源的拉扯
背景：龍瑛宗（1914-2008）是日治時期重要的台灣作家，生於台灣新竹，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。他接受日式教育，熟悉日本語與日本文化，但作為台灣人，其根源意識始終與本土文化相連。在日治時期，台灣人被日本殖民政府視為「次等國民」，卻又因長期殖民教育而與傳統中國文化疏離，這種處境與鍾理和在中國感受到的「兩邊不靠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《植有木瓜樹的街道》（1942）
這部小說以日治時期的台灣為背景，描寫一位台灣知識分子林文雄在殖民社會中的迷惘。林文雄受日本教育，卻在內心深處感受到對本土文化的依戀。他在小說中面對日本殖民者的優越感時，既渴望融入，又因自身的台灣背景而感到格格不入。例如，小說中林文雄走在台北街頭，看著熟悉的木瓜樹，卻因殖民文化的影響，對自己的文化根源產生懷疑，這種矛盾心境反映了認同的掙扎：
「木瓜樹是如此熟悉，卻彷彿在提醒我，我並不完全屬於這裡，也不完全屬於那個『日本』。」
龍瑛宗筆下的林文雄，體現了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殖民文化與本土意識間的撕裂，這與林海音在《城南舊事》中作為「外來者」的細膩疏離感相呼應。林文雄的困境並非地域遷移造成，而是文化霸權下被迫選擇「成為誰」的焦慮，這種認同困惑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廣泛存在。
龍瑛宗的經歷與作品反映了日治時期台灣人普遍的身份困境。他們既非純粹的日本人，亦難以被中國文化完全認同，這種「中間者」的處境，是當時人們心中的複雜心境。小說中的木瓜樹意象，象徵本土根源的召喚，卻在殖民文化的壓迫下顯得脆弱而遙遠，凸顯認同的無所適從。
二、吳濁流：殖民統治下的認同斷裂
背景：吳濁流（1900-1976）同樣是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，生於台灣苗栗，曾在日本殖民政府下的學校任教，並赴中國大陸短暫生活。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教育，卻因台灣人的身份而感受到歧視；而在中國大陸時，又因長期受日本文化影響，與當地人產生文化隔閡。這種經歷與鍾理和在東北的疏離感高度相似，兩人都體會到「台灣人」身份在異鄉的尷尬。
《亞細亞的孤兒》（1946）
這部小說被視為吳濁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，書名即點出台灣人在殖民歷史下的孤獨處境。主角胡太明是一位台灣知識分子，受日本教育，卻在日本社會中被視為外人；後來前往中國大陸，尋求文化根源，卻又因殖民背景而無法融入。小說中，胡太明在中國時，當地人對他說：
「你是台灣人，受日本人的教育，怎麼能算我們中國人呢？」
這句話直接刺中胡太明的認同痛點。他在小說結尾陷入精神崩潰，象徵台灣人在日本與中國間無處安放的身份。小說寫道：
「我究竟是誰？日本人？中國人？還是台灣人？這片土地彷彿從未給我一個答案。」
這種絕望的詰問，與鍾理和在東北感受到的「既非日本人、也非中國人」如出一轍，也與林海音在不同地域間調適自我認同的歷程形成對照。
吳濁流以《亞細亞的孤兒》刻畫了台灣人在日治與國民政府交替時期的認同危機。胡太明的經歷反映了當時許多台灣人的處境：他們因殖民歷史而與中國文化斷裂，卻又無法被日本社會接納。這種困境是一種「夾於中國、日本、台灣之間」的認同掙扎，特別是那些擁有複雜家族背景或成長經歷的人，他們在當時的社會中常被邊緣化。
龍瑛宗與吳濁流的作品，皆反映了日治時期（1895-1945）與國民政府初期（1945後）的台灣社會中，身份認同的複雜性。日治時期的「皇民化運動」強迫台灣人學習日語、改用日本姓名，卻從未真正視他們為平等的「日本人」，這造成文化上的斷裂感。而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，許多台灣人因長期受日本教育，又被新來的中國大陸移民視為「異己」，進一步加深認同的困境。
- 龍瑛宗的《植有木瓜樹的街道》中的林文雄，代表了日治時期知識分子試圖在殖民與本土間尋找平衡的努力，這種努力在當時的台灣青年中頗具普遍性。
- 吳濁流的《亞細亞的孤兒》則更直接點出台灣人的「孤兒」處境，胡太明的精神崩潰，象徵了認同斷裂的極端後果，與鍾理和在東北的疏離感形成強烈共鳴。
兩位作家的作品不僅描繪了個人的認同掙扎，也折射出台灣作為移民社會在歷史轉換中的集體焦慮。他們的文字提醒我們，無論是清領、日治還是國民政府時期，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從未單一，而是多重文化交織的結果。
小學宣導影片中的簡體字：讓觀念成為主角，包容字體的微光
在小學的教室裡，孩子們圍坐在一起，陽光從窗外灑進來，映在課桌上的彩色畫紙上。老師播放了一段宣導影片，螢幕上閃過幾個簡體字，孩子們專注地看著，聽著影片講述「性平」的觀念。這一刻，字體是簡體字還是繁體字，似乎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影片傳遞的價值，悄悄在孩子們心中種下一顆善良的種子。然而，簡體字的出現卻可能引發討論：它是否適合出現在小學校園？我們是否應尊重教學專業自主，避免民粹式打壓？讓我們以一盞小燈籠為喻，繁體字是溫暖的主光，簡體字是邊緣的微光，兩者能否共存，照亮孩子們的成長之路？
簡體字的歷史並非單一的起點。早在魏晉南北朝，民間就已使用簡化字形以方便書寫。20世紀初，中華民國政府也曾嘗試簡化漢字，例如1935年公布的《第一批簡體字表》，試圖提升識字率。但今日所謂的「簡體字」，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後的系統性改革成果。1956年的《漢字簡化方案》與1964年的《簡化字總表》，大幅簡化漢字筆畫，成為大陸的官方文字。
在台灣，1949年兩岸分治後，繁體字成為官方文字，承載了文化傳承的價值，特別是在中小學教育中，繁體字是學習的核心。教育部長期推廣繁體字，認為其保留了漢字的象形與表意特徵，能讓孩子們感受到語言的美學與文化的深度。然而，隨著數位科技的普及，簡體字已悄然進入小學校園，尤其是在觀看宣導影片時。例如，一段關於「節能減碳」的影片可能來自大陸，字幕使用簡體字；或是一段講述「校園友愛」的動畫，標題出現了簡體字。這些影片的出現，並非為了推廣簡體字，而是因為其內容符合教學需求，能幫助孩子們理解重要的觀念。
在小學階段，孩子們的識字能力正在發展，繁體字是他們學習的基礎。但偶爾接觸簡體字，例如「愛」變成「爱」、「學」變成「学」，並不會影響他們對繁體字的認識，反而可能讓他們對字形差異產生好奇，進而理解漢字的演變。簡體字在這些情境中的角色是輔助性的，就像操場邊的一朵小花，點綴了學習的風景，卻不改變繁體字這片大樹的根基。
小學教育的核心，是培養孩子們的價值觀與生活態度。宣導影片作為教學工具，旨在傳遞重要的觀念，例如環保意識、友愛互助或交通安全。這些影片的內容，往往比字體本身更重要。以一則「節能減碳」的影片為例，孩子們從中學會關燈節電、減少塑膠使用，這些觀念能影響他們的行為，成為未來的習慣。但如果影片字幕使用簡體字，就被放大為「文化入侵」，我們可能會錯過影片真正的價值，讓孩子們失去學習的機會。
在小學階段，孩子們的學習應以快樂與啟發為主。我曾在教學現場觀察，當孩子們看著有趣的動畫，聽著「如何與同學分享」的故事時，他們的眼睛閃閃發光，專注於影片的內容，而非字幕的字體。對他們來說，簡體字與繁體字的差異，只是螢幕上的一抹微光，真正吸引他們的，是影片中那顆溫暖的種子——關於善良、關於責任的觀念。
如果我們過分聚焦於字體，而忽略影片的價值，就像是為了樹葉的形狀，錯過了整片森林的美好。簡體字的出現，並不意味著繁體字的地位被動搖。台灣小學的課程設計，早已將繁體字作為核心，孩子們從注音符號到漢字學習，都是以繁體字為基礎。偶爾接觸簡體字，不會改變這一根基，反而能讓孩子們在未來面對全球化時，多一份理解與包容的能力。
簡體字在宣導影片中的使用，背後有其教學需求，這是教師專業判斷的一部分。小學教師會根據課程目標，選擇最適合的影片。例如，一段關於「校園安全」的影片，若內容生動且符合教學需求，教師可能會選擇使用，即使字幕是簡體字。這種選擇，是為了讓孩子們更好地理解觀念，而非推廣簡體字。
若以民粹式的情緒打壓簡體字，例如要求全面禁止這類影片，可能帶來幾個問題。首先，這會限制教學資源。許多優質的宣導影片來自大陸，若因字體問題而棄之不用，教師將失去重要的教學工具，影響課程品質。其次，這會讓教育淪為意識形態的戰場。教育應以啟發與包容為核心，若因政治因素排斥簡體字，會讓孩子們失去接觸多元資訊的機會，限制他們的視野。最重要的是，這違背了教育的本質。小學教育應是溫暖的土壤，讓孩子們自由成長，而非被意識形態的框架束縛。
教育像一盞小燈籠，繁體字是溫暖的主光，照亮孩子們的文化根基；簡體字是邊緣的微光，偶爾閃現，讓他們看見遠方的風景。民粹式的打壓，就像硬生生遮住那抹微光，讓燈籠的光芒變得單調，也讓孩子們錯過了更廣闊的世界。相反，我們應尊重教學專業自主，讓教師根據教學需求決定是否使用這類影片，在繁體字的主導地位下，找到平衡。
簡體字在小學宣導影片中的出現，不該被放大為文化衝突的象徵，而應被視為一扇小窗，讓孩子們窺見更廣闊的世界。為了避免民粹式打壓，我們可以採取以下理性方式：
在小學的教室裡，孩子們的笑聲是最美的音符，宣導影片是他們學習觀念的小小窗口。簡體字可能出現在這些影片中，但真正的重點，是影片傳遞的價值——關於環保、關於友愛、關於安全。台灣小學校園當然可以接受簡體字的微光，因為它並不影響繁體字的根基，反而能讓孩子們在未來面對世界時，多一份理解與包容。
與其讓民粹式的情緒主導教育，我們更應尊重教學專業自主，讓教師在專業判斷下選擇最適合的教學工具。繁體字是孩子們的文化之根，簡體字是通往世界的小橋，兩者共存，才能讓教育的燈籠散發更溫暖的光芒。讓我們以包容的心，專注於觀念的種子，讓它在孩子們心中生根發芽，長成一棵善良的大樹，迎接更廣闊的未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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